隋炀帝詩中寫到的“法輪”、“梵聲”，證明元夜燈節仍有佛教的影響。法輪是佛家法會上，除點燈籠之外，特制的一種燈輪，或稱花樹，燈輪即所謂法王輪，輪上挂若幹盞燈彩，是法會上的主要供具。隋炀帝一反其父限制壓抑觀燈的做法，将元夕燈節的規模、場面以及娛樂活動發展到空前的程度。《資治通鑒·隋紀》中寫道：正月十五日夜晚洛陽端門一帶“戲場默默五千步，執絲竹者萬八千人。聲聞數十裡，自昏至旦，燈火光燭天地，終月而罷，所費巨萬；”從傳承線路、節日主題、活動内容、規模形制、社會各層面的參與程度看，中國的元宵燈節在隋代已完全形成并基本定型。

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鼎盛時期，經濟發達，文化昌明，國力強盛。元宵燈節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，受到經濟文化的有力驅動，得到進一步發展，唐代的史籍稱燈節為“燈影之會”，自此，元宵燈節則又稱“燈會”、“元宵燈會”了。唐朝的皇帝們為了顯示“與民同樂”，不僅是元宵燈節、燈會的決策者、倡導者，而且是積極的參與者。不僅自己微行逛街觀燈，而且允許皇親國戚及臣僚觀燈。元宵及前後各一日，正式成為國家法定的例假日，各官署都要停止辦公。而且在這三夜，“敕許金吾馳禁，以看燈”，連平時執行夜禁的武裝部隊這三夜之中也可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，高枕無憂，觀燈遊樂了。三夜的馳禁，都市中的士民可盡情遊樂，即使擁近宮城，禦林軍也不得幹涉。唐代曆朝皇帝例行于元宵之夜“禦樓觀燈”；以慶天下太平，以示普天同慶。宮廷、寺觀、顯宦府邸、富豪宅第都設山棚，搭彩樓，不惜重資，“盛造燈籠燒燈”，以鬥奇争勝，大街小巷也都挂滿了燈，“光明若晝”。連異邦諸國的貢品中也有珍奇的燈品，可見鄰國也盡知大唐皇帝的愛好以及中原燈節的繁盛了。唐高宗鱗德二年(665年)，“(烏泾波)遺其弟祖纥多獻瑪瑙燈樹兩具、高三尺餘”(《唐會要)卷99)。唐玄宗先天元年(712年)，“初有僧婆請夜開門燃燈百千炬，三日三夜”(《舊唐書·睿宗本紀》)。

唐代的元宵燈節、燈會中，制燈工藝更趨精美，文化内涵更為豐富，遠非前代所能比拟。唐劉肅所撰《大唐新語》卷八雲：“神龍之際，(即705—707年)京城正月望日，盛飾燈影之會。金吾馳禁，物許夜行。貴遊戚屬，及下隸工賈，無不夜遊。車馬骈阗，人不得顧。王主之家，馬上作樂以相誇競。文士皆賦詩一章，以記其事。作者數百人，惟中書侍郎蘇味道、吏部員外郎郭利貞、殿中侍禦史崔液三人為絕唱。”這正是唐代燈節的雅緻之處和文化氛圍之所在，元宵之夜竟有數百名詩人競相賦詩， 其規模之大，其佳作之多，前代難以項背。景雲二年 (711年)元宵燈會，長安安福門樓門外的燈輪高達二十丈，披飾錦繡，鑲嵌金玉，點燈五萬餘盞，如同一株高大的燈樹，光焰四射，照亮半個宮城，宮女千餘人在燈輪之下載歌載舞，連續三夜，成一代盛觀。唐睿宗及皇太後、 皇後、太子、公主均在門樓上觀賞。唐玄宗時，這位頗有才氣的風流皇帝更注重燈品的精巧、燈會的排場和娛樂的多樣化。據《唐會要》載：“天寶三載(744年)十一月赦：每載依舊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開坊市燃燈，永為常式。”據《廣德神異錄》載，每年燈節，玄宗下令“大張燈彩，自禁中至殿庭皆設蠟炬，連屬不絕，洞照宮殿，熒煌如畫”。在元宵燈節之後，玄宗還“張臨光宴，白露轉花，黃龍吐水，金凫銀燕，浮光洞、攢星閣，皆燈也。”可見當時燈品之精妙，已臻美輪美奂之境地，“白露轉花、黃龍吐水”的記述，證明當時已經能制作可以啟動、轉 動、制動的燈組了。據《開元天寶遺事》載：“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，高八十尺，豎之高山上，元夜點之，百裡皆見，光明奪月色也。”“楊國忠子弟，每至上元夜，各有千炬紅燭圍于左右。”尤其令人歎為觀止的是，掌皇宮内營造雜作的尚方司工匠毛順，巧思獨運，技藝精湛，用竹竿縛以彩綢，紮成燈樓十二間，高達一百五十尺，綴懸珠玉金銀，上紮各類獸形之燈，或龍鳳，或虎豹，皆栩栩如生。微風徐來，金玉交響，龍騰虎躍，光彩熠熠，聞者蜂湧而至，流連忘返，無不盛贊其巧奪天工。